30多年，他从主任科员升到副部！他在清华这样讲……

编者按：

7月7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年夏季毕业典礼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作为嘉宾寄语毕业生。杨伟民结合自己三十多年从事政策研究和起草政策文件的经历，从“写文章”这个视角入手，勉励同学们如何做事、做人。文章精彩绝伦，杨伟民通过亲历的生动案例，不仅向毕业生阐释了做好研究、起草文件的诀窍，也诠释了人生的真谛。值得您细细品读，启发极大。

他说：“自1989年进入政府部门后，我的职务在变，从主任科员升到副部，但有一条没有变，就是坚持自己动手、自己动笔、自己动脑（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抠。中央财办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亲自动手，官越大，写得越多。”

非常荣幸参加这个盛典。对本届毕业生们圆满完成学业、对老师们又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表示衷心祝贺。

我过去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大半生干的就一件事，码字。成千上万的汉字，如何组合、如何配置才能有用，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呢？我把自己30多年组合文字的体会说给大家听听，也许对大家今后会有点用。

第一，要研究，不要写文章。好的文稿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做文章做出来的。写不出来、写不好的，肯定是因为没有想法，没有想法肯定是研究不够。我们的研究，不同于研究机构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型、对策建议型、方案比选型研究。研究方式也不是事先列个课题，拉开架势写，很多情况下，研究是贯穿到一篇文稿从拉提纲到成稿的几十遍的反反复复的修改中的。

要研究，是因为责任重大。我们的研究成果直接体现为总书记的讲话、党中央的文件、全国人大批准的规划，成为党中央决策、国家意志、政府工作重点。如果新词很多，口号很响，空话套话满满，但看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干，这样的文稿，就不是好文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反复研究的结果，不是为了写文章写出来的。

2012年第4季度到2015年，经济运行面临“四降一升”，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金融风险上升。“四降一升”是现象，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失衡、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刻根源是僵尸企业不能及时出清这类要素配置的扭曲。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增发货币，加大投资，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告诉大家要干正确的事，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16年10月价格稳住了，第4季度增长也稳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1998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扩大需求政策的颠覆性变革，是宏观调控的方向性改变。治大国如烹小鲜。没有深入的研究思考和比选，是不敢提出这种颠覆性思路的。

第二，要思考，不要浅尝辄止。对任何问题，都要深入思考，刨根问底，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像剥洋葱一样，由表及里，一层层剥，找出最终的病根。这样形成的看法，肯定是独特的。

大家都知道北京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交通拥堵、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房价过高。既要建设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总部基地、工业基地、商贸中心、物流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又要成为文化体育中心、教育医疗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所有功能集于一城，就堵不住人口的蜂拥而入、房价的蒸蒸日上，也难免拥挤不堪的交通、频频光临的雾霾。北京的城市病，病根是功能太多，功能走了，人才能走。治疗城市病，必须动外科手术，疏解北京功能。疏解到哪里去呢？重点是天津、河北，这就有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第三，要创新，不要人云亦云。创新是起草文稿的灵魂。解决中国特有的发展难题，既不能全盘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必须敢想，敢于突破理论的、体制的条条框框，有创新性思维，超前性意识。

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起草组工作班子的领导就要求大家创新，在哪些方面创新呢？作为改革文件，必须在基础性制度上创新。中国40年的改革，一直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产权制度或所有制改革，二是市场化改革。最后，反复研究讨论，把过去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种创新，其意义不亚于当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虽然提出了这一改革方向，但没有定义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点上留下了尾巴。改为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告诉全党全社会，虽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共同规律我们必须遵守。

第四，要坚持，不要轻言妥协。真理是坚持下来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应该是文稿起草者的职业准则。对各方面意见，有些不得不妥协；有些能坚持就坚持，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坚持下来的内容，往往最亮眼的、最有用的。

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十七大仍有这个目标。起草十八大报告时，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不了，建议删除，但没有被采纳。三年后，在起草十八届五中全会时，仍建议删除，被采纳了，改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十九大报告也没有再提这一目标。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说再过三年就基本实现工业化，可能吗？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220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产品质量居世界第一有多少啊？哪个是你原创的，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有多少，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有吗？别人一断货，就休克了，好意思说基本实现工业化了吗？工业化是质与量的统一，有规模没质量，不能说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也不能仅看工业，还要看农业，我们的农业还是小农的、传统的，离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第五，要动手，不要捉刀代笔。自1989年进入政府部门后，我的职务在变，从主任科员升到副部，但有一条没有变，就是坚持自己动手、自己动笔、自己动脑（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抠。中央财办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亲自动手，官越大，写的越多。

要动手，是要把握文稿之魂。各个部分可以分工负责、写出初稿，但好的文稿，要求主持者按照统一的想法统稿修改，这样才能有贯穿全篇的思想，一以贯之的逻辑。

要动手，是职责所在。起草文稿也是一种权力，是对决策的影响力。手中这只笔，重如泰山，自己不动笔，就意味着放弃了权力，更是一种失职。

要动手，也是个人成长的需要。大脑要用，文笔要练。不动脑，就出不了好主意；不动手，就练不出好文笔。没有好主意、好文笔，就跟不上时代，随时会被时代“调整”掉。

要动手，是因为把起草文稿当作事业。这样，就能写出乐趣、写出快乐、写出人生价值。

我给大家说这些，不是让大家从事这个职业。码字其实是很苦的，一旦上了车，很难下来，所谓的乐也是不过是苦中求乐。

再次祝贺大家、祝福大家！谢谢。

   （选自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微信号，略有删节）

     杨伟民简历：

     1956年11月10日出生于吉林；

1974年到吉林榆树县插队；

1976年回城进入吉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当工人；

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就读于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

1982年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分配到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任教（其间，1983年、1986年分别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和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学习研究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和产业政策理论）；

1989年调入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曾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2010年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兼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兼职研究员；

2011年6月至2017年9月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7年9月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首规委副主任（兼）。

2018年3月，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8年6月，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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